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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/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程實

　　日本經濟前期走強只是曇花一現，整個日本經濟的狀態就像一潭死水，即便安倍經濟學不斷發力，經濟運行始終還是遵循著一貫的疲弱模式。雖在一些局部出現了積極跡象，但全局而言，日本經濟複蘇的未來還是“憂大於喜”。

　　在8月13日二季度經濟數據公佈之前，日本經濟看上去挺美：一季度實際GDP季環比年率增長6.09%；4~6月，CPI同比增幅分別為3.4%、3.7%和3.6%。這裡面有其4月上調消費稅的因素。

　　然而，8月13日公佈的數據顯示，二季度日本實際GDP季環比年率收縮6.78%，雖然並不比市場預期的差，但數據還是足以擊碎所有不切實際幻想。結合更廣泛全局數據，及1997年日本上一次上調消費稅的歷史經驗。筆者以為，日本經濟前期走強只是曇花一現，整個日本經濟的狀態就像一潭死水，即便安倍經濟學不斷發力，經濟運行始終還是遵循著一貫的疲弱模式。雖在一些局部出現了積極跡象，但全局而言，日本經濟複蘇的未來還是“憂大於喜”。

　　首先，消費稅調升恐將造成超出預期的長期拖累。從機理上看，短期內，消費稅調升會刺激事前突擊性消費，帶來明顯的提振效應；長期內，伴隨消費稅調升的名義收入增長往往是相對不足的，家庭實際收入下降會給消費帶來持續的抑制效應。對比1997年4月和2014年4月日本的兩次消費稅提升，可以發現：

　　一方面，短期提振效應是類似的，1997年一季度和2014年一季度日本消費季環比增長年率分別為8.82%和8.4%；另一方面，短期效應的反覆有明顯差距，1997年二季度日本消費季環比增長年率為-13.14%，2014年二季度則為-18.71%。

　　考慮到2014年消費稅稅率的調升幅度也高於1997年，所以可以預測，2014年調升消費稅的長期抑制效應將大於1997年，而1997年消費稅調升後的5個季度里，有4個季度出現了消費負增長，且伴隨著GDP負增長。歷史對比分析表明，日本經濟未來將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，存在出現技術性衰退的可能。

　　其次，日本三大增長引擎均不容樂觀。對消費而言，除消費稅調升外，還存在其他拖累要素：一是儘管2014年以來失業率穩定至4%以下，但家庭收入情況堪憂，截至6月，日本家庭名義收入連續4個月同比負增長，實際收入連續9個月同比負增長，2014年前六個月日本家庭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月均同比下降0.97%和3.9%，大於新世紀以來0.58%和0.44%的月均下降幅度；二是消費傾向下降，消費信心不足，2014年前7個月，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月均水平為39.4，不僅大幅低於2013年9月的45.7，還低於1982年以來42.3的歷史均值。

　　對���投資而言，羸弱表現超出預期。二季度，日本私人住宅投資和企業設備投資季環比增長年率分別為-35.29%和-9.72%，兩者均創下2009年二季度以來的最低紀錄。抑制未來表現的不利要素也廣泛存在：一是長期貸款利率已降至1.23%的絕對低位，未來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十分有限，難以對投資增長提供更大激勵；二是新屋開工已連續4個月同比負增長，房市趨冷將繼續給投資帶來拖累；三是Sentix投資信心指數持續下降，8月已從年初的18.9降至4.7。

　　對於出口而言，內外影響要素都難以形成正面激勵。5月和6月，日本出口同比增長率分別為-2.74%和-1.95%，結束了此前連續14個月正增長的走強態勢。從外部看，全球化退潮已成趨勢，地緣政治動蕩頻繁發生，大國博弈不斷加劇，國際貿易增長普遍趨緩，日本出口難以獨善其身。

　　從內部看，經歷了前期的大幅持續貶值，日元存在較大升值修正壓力，1-6月，日元名義有效匯率已從82.23升至83.79，實際有效匯率則從74.91升至77.75，匯率對日本出口的影響逐漸從正面轉向負面。

　　再次，日本經濟在產銷兩個維度的表現均不盡如人意。一方面，在生產側，6月日本工業生產指數已從年初的103.9降至96.6，產能指數則從年初的96降至95.1，並呈現出連續32個月同比負增長的弱勢。另一方面，在銷售側，4~6月日本批發和零售均連續3個月同比負增長；1~6月，日本零售店銷售月均環比增長僅為0.26%，不到1997年以來0.58%月均增幅的一半。

　　此外，日本反通縮戰爭的短期勝利很可能只是“偽勝利”。雖然4~6月日本CPI同比增幅都高於3%，但值得註意的是，這主要歸因於4月消費稅上調帶來的一次性價格調升。從環比數據看，4月日本CPI環比上升了2.1%，增幅創1974年2月以來最高；5月和6月，CPI環比增長率就降至0.4%和-0.1%。

　　這種一次性價格調升對同比數據的影響最多持續到2015年4月，刨去這種一次性影響，日本“再通脹”前景堪憂：

　　其一，日本能從2013年6月起走出絕對通縮陰霾，CPI同比增幅由負轉正，日元貶值和通脹預期形成是兩個主要動力，而這兩者未來對通脹的提振效應都將明顯下降甚至消失。

　　其二，日本失業率下降伴隨著臨時用工的明顯增加，名義工資上升緩慢，實際工資則不升反降，難以形成“工資物價螺旋上升”的可持續通脹。

　　其三，2014年前7個月，日本廣義貨幣供應(M3)的月均同比增幅高達2.86%，高於2008-2012年期間的1.99%和歷史平均的1.76%，寬鬆貨幣政策的發力已接近極致，進一步增加貨幣供應以助力通脹形成的空間已十分有限。

　　其四，從歷史經驗看，1997年4月調升消費稅後，日本CPI同比增幅也一度升至2%以上，但一年之後，日本CPI同比增幅就降至1%以下，很快又重返絕對通縮區域。

　　最後，安倍經濟學獲得成功的機會正被時間所不斷吞噬。2013年，筆者在本專欄三次撰文討論安倍經濟學的作用機制和預期效果，強調了安倍心理學對安倍經濟學成敗的關鍵作用。日本經濟不乏再度崛起的底蘊，但要想走出“失去的年代”，安倍經濟學必須要藉由從眾、示範等心理渠道激發出日本經濟的潛力。

　　應該說，2013年下半年以來，安倍心理學的確獲得了一些成功，但短期勝利的果實需要實質性的結構性政策來續補，而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始終懸而未發，日本民眾和金融市場對安倍經濟學的信心不斷削弱。歸根結底，安倍經濟學始終是一個經濟試驗，試驗本身就伴隨著觀望心理，試驗時間越來越長，對試驗的支持就會越來越弱。

　　留給安倍經濟學證明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。